从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来解释的话，胡汉问题的爆发是必然的，但五胡大混战，分裂持续三百年之久则是偶然的。
游牧政权是华夏文明挥之不去的影子，无论中原王朝多么强盛，也不可能将其根绝，打跑一批又会出现新的一批。匈奴离开草原后来了鲜卑，鲜卑离开草原后来了柔然，柔然离开草原后来了突厥，之后又有回纥、契丹、蒙古等等，可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在冷兵器时代，游牧民族是个无解的问题。
再强的政权也会有衰弱的时候，两汉虽然武德充沛，但也逐渐迎来了自己的危机。当时最大的社会问题是流民群体的扩大和地方豪强的兴起，而这两者又互为因果。因为天灾和土地兼并导致自耕农变成流民，流民成为地方豪强的佃户后加强了后者的实力，降低了中央朝廷的税收兵源，朝廷只好加重民众的负担，令更多的农民破产，形成回环。而地方豪强在兴起之后，又从政治和经济两个层面上削弱了中央政府的号召力。这个趋势连天选之人刘秀都无法阻拦，更不用说章帝之后的那一堆的小皇帝。
在东汉陷入这样的危机之后，周边的少数民族也越发不安分，永和之后因为羌乱，东汉朝廷二十多年花去了军费三百多亿。桓谭《新论》里记载西汉时地方政府每年上交中央的赋税收入是四十亿，因而平定羌乱对朝廷带来的财政压力是巨大的。
在这种前提下，东汉朝廷开始雇佣少数民族作战，以减轻自身的负担，匈奴、乌丸、羌、氐、賨族的部队都曾为东汉政权作战。到了三国时期，这种情况更加常见，董卓、袁绍、曹操、刘备、孙权、张鲁、马超等军阀的部队里都有少数民族士兵，魏蜀吴建立后也各自成立了由少数民族组建的精锐部队，西晋灭吴时甚至还有来自匈奴的人马。
但问题在于，你要用人家来打仗，就得把人家迁到内陆来居住。于是从东汉开始，异族便不断内迁，南匈奴居住在了山西，人口发展到了几十上百万，曹操平定乌丸时也内迁了一万余落，大约是十几万人。羌人和氐人则是从东汉初年就开始内迁，马超他祖先马援就内迁过羌人和氐人，一直到马超这代都还在羌氐人里拥有很高的声望。在曹操之后，蒋琬、郭淮、姜维、邓艾分别都有内迁异族的记载，至于吴国，抓山越人充户口是其立国之策。
按曹奂诏书的说法，司马昭时期来投奔的异族有870万之多。
是以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狂狡贪悍，世为寇雠者，皆感义怀惠，款塞内附，或委命纳贡，或求置官司。九服之外，绝域之氓，旷世所希至者，咸浮海来享，鼓舞王德，前后至者八百七十余万口。海隅幽裔，无思不服；虽西旅远贡，越裳九译，义无以逾。
不用说，这里面肯定是有吹牛逼的成分，但中原大地居住着大量的异族人口当是事实。例如根据江统的徙戎论，当时整个关中人口有一半都是异族。
且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处之与迁，必须口实。
强行把人家迁走是不可能的，这样做只会导致胡乱更早爆发。而且此时的少数民族已经远非昔日的匈奴可比，羌、氐、賨人已经高度汉化，十六国时期这几个民族的君主苻坚、姚苌、吕光、李雄、杨定从名字上完全感觉不出和汉人有区别，羌人已经学会了农耕，氐人擅长织布，賨人甚至连本族的语言都忘记了。
除了居住在内陆的少数民族，塞外的鲜卑人也迅速发展壮大，鲜卑首领檀石槐在曹操出生前后基本统一了鲜卑，成为拥有百万人的大型部落。鲜卑人学习汉人的军制、战术，又得到了汉人冶铁、锻造武器和铠甲的技术，还发展出了世袭制。此时的鲜卑已经是中原王朝的劲敌，司马炎时期爆发的秃发部和慕容部的叛乱就令满朝文武头疼不已。
有这么多的异族在身边，一旦中原王朝露出破绽，他们便会趁机而入，引发大麻烦。要解决异族问题，唯一的办法是融合，也就是汉化，让异族认同自己和汉人是一家，汉人也认同自己和他们是一家。当时最接近这一形态的是賨人。
但对于西晋王朝来说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西晋王朝并没有解决从东汉以来皇权衰落的危机，司马炎的占田制虽然对于小农经济的恢复有促进作用，但并没有触动世家大族的利益，西晋就是靠世家大族的力量扶上台的，司马炎并不敢贸然向他们开刀。但这样一来，负担又要重新压到民众的身上，其中自然也包括异族，胡汉矛盾因而又被进一步激化。
除开缺乏经济上的力量，胡族在制度文化层面上和汉人的差距也太大，即便是最接近汉人的賨人，也保留着部落酋长制。另外像语言不通、不识汉字，外加一些如继婚制(父死子收其妻妾)之类上不了台面的习俗，更是进一步加大了双方的隔阂。
而在这些客观因素之外，还有主观因素，那便是胡汉双方对对方的傲慢与偏见。汉人在文化上鄙视胡人，同时又对其野蛮善战感到畏惧，胡人也对汉人同时抱有轻蔑和自卑的矛盾情感，这样一来双方就更加无法认同对方。
矛盾既然无法通过和平的方式来进行调和，那便只能使用暴力来解决了，这就是胡汉问题爆发的必然性。
但问题最后爆发得这么严重就确实是个偶然情况了。西晋上承秦汉三国之余烈，拥有相当强大的军事力量，本不该在异族面前搞成这副狼狈的样子，而酿成这一结局的原因便是八王之乱。
之前提到西晋是由世家大族们扶上台的，但对于这群世家大族，司马炎打从骨子里是不信任的。他临终前任命的两位辅政大臣，一位是外戚杨骏，另一位是宗室司马亮，没有一个是来自士族官僚。
由于早年在对待齐王司马攸的问题上，大量的官员和宗室站到了齐王一边，使得司马炎将杨骏等外戚拉上前台当做皇权的保驾力量。然而司马炎又对外戚力量的过强产生了疑虑，于是在死前一年大幅提升诸王的实力，使之可以与外戚正面抗衡。
结果等他一死，先是外戚里的杨骏和贾南风斗了起来，接着贾南风又和宗室开斗，等到贾南风一党被司马伦铲除后，外戚退出了舞台，宗室开始自己和自己斗。而司马炎留下的诸王虽然能力平平，搞起破坏来却是个比个的强，十年的混战，把西晋的家底和威望败得干干净净。
就这样，胡汉问题以一种最糟糕的形式爆发了。
南渡建立东晋政权的琅琊王司马睿实力并不强，而江南地区的世家大族却拥有传承自东吴以来的雄厚家底，晋室为了站稳脚跟只好进一步出让利益给士族们。从东汉以来就愈发严重的豪强问题也同样以一种最糟糕的形式被摆上台面，皇权极度衰微，使得东晋和南朝形成了自秦朝以来罕见的贵族社会。
北方用暴力的形式开始了探索民族融合的过程。第一轮混战结束后，胜出者石勒首先开始了尝试，但后赵政权的统治并不成功，长年积攒的大量矛盾在胡汉分治下反而被激化，最终后赵分裂，第二轮混战开始。
这轮混战中，冉魏政权的君主冉闵直接开启了弃疗模式，颁布杀胡令。杀胡令是胡汉矛盾达到顶峰后的产物，其巨大的破坏力让中原大地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胡汉双方都深刻认识到了一味地仇恨并不能解决问题，每个政权应该探索的是化解矛盾的生存之道。
在这之后，第二轮混战的胜出者苻坚又走入了另一个极端，企图用宽容的执政获取众多民族的归心。然而这一方针实施在基本盘并不稳固的前秦政权上，导致苻坚的统治宛如空中楼阁，于是在淝水之战的大败后，前秦马上分裂，第三轮混战又开始了。
第三轮混战持续了五十年之久，是时间最长的一轮，最终在北魏政权手上完成了统一。这时离元嘉之乱已经过去了快130年，时间可以改变很多东西，北魏作为自两汉以来最长寿的政权，让无论汉人还是胡人的心态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统治北魏的鲜卑人学习了汉人的制度和文化，加之统一北方的功绩，令自己和其他胡族政权产生了本质的区别。而东晋在南方的灭亡又令北方士大夫对南方政权的寄托感进一步削弱，越来越多从前不愿在胡人政权里做官的北方汉族士人逐渐认同了北魏的正统性。
虽然崔浩之死宣告了此时胡汉融合的条件仍不够成熟，汉人和鲜卑人之间还存在着巨大的矛盾，但两者的互相认同已经只是时间的问题了。此时的北魏尽据中原领土，模仿着汉人的制度，防备着北方的游牧民族柔然，俨然和汉人王朝已经没有区别。
于是在崔浩去世四十年后，在孝文帝拓跋宏的主导下，北魏政权进行了相当激进的全盘汉化改革，包括改革土地制度和官制，放弃鲜卑语和鲜卑姓，废除鲜卑旧俗和迁都洛阳等等。这场改革实际上是胡人政权汉化到一定程度时所必然发生的，不过虽然这场改革强有力推进了胡汉融合，却也割裂了北魏政权，最终酿成六镇之乱。但六镇之乱中汉人和鲜卑人的矛盾已经成了一个政权的内部矛盾，不管鲜卑人愿不愿意承认，大部分鲜卑人实质上已经完全适应了中原的生活方式，无法再回归草原上重新游牧的生活了。
从北魏被割裂出去的西魏政权完成了北魏所没能走完的最后一步，那便是让这群在生活方式上已经没有区别的人在心理上互相认同，紧密团结。当这一步走完之后，当年困扰在西晋头上的胡汉问题便宣告彻底解决，统一的大门已经打开，只是没人会想到，这条路走了将近三百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