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孙闻博指出，在"二重证据法"之前，王国维还有"二重证明法"一说。
故今日所得最古之史料，往往于周秦、两汉之书得其证明，而此种书亦得援之以自证焉。吾辈生于今日，始得用此二重证明法，不可谓非人生之幸也。（这句话载录于《明堂庙寝通考》，后来收入《观堂集林》初刻本时，删去了相关文字。）
至于近世，乃知孔安国本《尚书》之伪、《纪年》之不可信。而疑古之过，乃并尧舜禹之人物亦疑之。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然惜于古史材料未尝充分之处理也。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新材料，我辈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行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
比较、审读前后两则表述，孙闻博谈了三点看法。首先他指出，后来学界反复称引的第二则表述（即"二重证据法"），有其具体语境，是针对"疑古"而发。"疑古派"以胡适、顾颉刚等为代表，要求破除"唯古是信"的传统观念，大胆怀疑古书、古史。对此，王国维指出，新材料可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由此，"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试图扳正"疑古之过"。其次，王国维这一番颇为绕脑筋的表述，孙闻博也做了解读，认为"这是王氏所言意在强调方法运用之最要者，在于扩充史料，应尽力发掘和增加材料的可利用范围"。第三，孙闻博引李学勤先生的看法，指出王国维所论"虽似偏重文字材料，但与考古学仍然关系密切"，王国维对简牍的重视和研究即是证明。
"在1925年，中国的现代考古学刚刚发轫。作为中国人自己首次主持的山西夏县西阴村田野发掘，是1926年进行的。至于1928年开始的河南安阳殷墟发掘，则已是王国维所不及见。在这样的条件下，王国维讲义提到的'地下之材料'仅有甲骨文、金文，但从他广阔的学术视野而论，应该是泛指种种考古文化遗存。因此，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实际是对古史研究中的历史学与考古学关系的表述。" （李学勤：《"二重证据法"与古史研究》）
最后，对于今日之学者如何继承前辈之成果，具体而言，如何处理"二重证据"，孙闻博也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史学研究中传世、出土材料的结合要非常谨慎，不是简单的彼此相证、混一而用，而是在作为"证据"使用时，应始终存在"二重"的层次与界限把握，注意研究分寸，合理推导，适度解释。然而落到实处，"二重"证据用得好不好，还要看对证据的掌握、体会程度如何，所以，功夫还在方法之外。
"整理国故"与"文学革命的先驱者"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李浴洋的研究，关注的是王国维的"文学革命先驱者"这一形象的建立。
王国维早年写下了大量文学论著，但并未受到重视。而后已远离文坛的王国维，却成了新文学家备受推崇的"先驱"，这是怎么回事儿呢？李浴洋指出，这一切要从"整理国故"运动说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