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对于王国维的古史研究有系统了解，并自述"我那时引以为学术上之导师的，是王国维"。至于王国维的学术，顾颉刚说"不承认他是旧学，承认他是新创的中国古史学"，王国维的"新"一种"方法上，思想上"的"新"，是"建设"而非"破坏"意义上的"新"--既将之与重在"破坏伪的古史"的崔适、康有为等区分，又与罗振玉"材料上"的"新"相区别。李浴洋说，顾颉刚这番评价，一方面凸显了胡适等新派学人对王国维推崇之共识，另一方面也有顾颉刚的自我投射。至于傅斯年，他不仅肯定王国维的文学论著，也推崇其史学研究，认为王的研究让古史材料"登时变活"了。
"整理国故"与"文学革命"都是"新文化运动"之组成，既然王国维在"整理国故"中受到一致推崇，其与"文学革命"的联系也就呼之欲出了。
李浴洋指出，在整个"新思潮"的框架中，"新国学"（"整理国故"）由"新文学"（"文学革命"）联动发端。如何论述从"文学革命"到"整理国故"的转向，是胡适在开展"整理国故"运动面对的一个挑战，而文学史研究即是从文学通向国学的法门。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等著作是他由"文学"转向"史学"的津梁，这恰好为胡适从"文学"到"国学"的思路提供了关键性的支援。不仅是《宋元戏曲研究》，还有王国维之前的《红楼梦评论》，以及现在知名度颇高的《人间词话》都在这时候被"发现"，并实现了命运的翻转，而这都与文学研究会有关。
至于"文学革命的先驱者"这一形象，李浴洋说，这最早见于吴文祺在1927年发表在《中国文学研究》上的《文学革命的先驱者--王静安先生》。吴文祺很早就是文学研究会的成员，他的这篇文章实际写作于1924年，与1923年郑振铎组织《中国文学研究》专号有关。这篇文章最早对王国维的文学史地位进行了勾勒。在行文中，吴文祺很注意勾连王国维的具体论述与"文学革命"的关系。最后，他还通过一连串的对举，展示了王国维的文学论述与胡适等"近来的新文学家"的主张何等一致，"我称他为文学革命的先驱者，似乎不是过分的夸大的尊号吧！"王国维的"文学革命的先驱者"形象由此被建构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