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宗颐
饶宗颐对王国维的学问继承与发扬的部分，以古史研究来说，他提出的"三重证据法""古史五重证"即是一例。所谓"三重证据法"，就是把考古材料分为两部分--一般的考古材料和考古出土的文字材料。李学勤对此有阐说，"考古学的发现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有字的，一种是没字的。有字的这一类，它所负载的信息当然就更丰富。有字的东西和挖出来的一般东西不大相同，当然也就可以作为另外的一类"，"文献、考古与古文字各成专门之学，彼此犄角，互相贯通，必将为中国古代文明的探讨拓辟一新局面"。后来，饶宗颐又将民族学资料、异邦古史资料列为间接证据与直接证据（"三重证据"）并提，提出"古史五重证"。陈民镇总结说，不同时代下，观堂导夫先路，选堂则是下一阶段的重要开拓者。
历史地看待王国维
在对谈环节，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张鸿鸣结合古典文献专业和版本研究实例，提出王国维一生曾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校勘古书，今天关注王国维学术研究中"新"的部分的同时，也应给予王国维学术中"旧"的、传统的部分足够的重视。王国维校书重要的一个动因是给蒋氏密韵楼编纂《传书堂善本书志》，以此为契机，王国维接触了大量的古籍。重视刻书时地，对版本进行专题性、成体系的研究，是王国维版本学研究开风气之处，这种以体现较为原始信息的实物遗存与文献记载相对照的研究方法，与"二重证据法"显得相当一致。最后，张鸿鸣还以王国维与马衡往来书信内容为例，谈到研究人物时应对"有为而发"予以深刻理解和重视。
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焦天然则就王国维所处时代、王国维学术转变的契机、王国维的两部著作《简牍检署考》与《流沙坠简》等问题，谈了自己的研究心得和阅读感想。
谈及本次论坛的主题"王国维与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向"，她说，王国维所处的时代正是学术思想碰撞最激烈的时代。当时西方史学占统治地位的是康德和黑格尔的进步史观，还有兰克史学和实证主义，"理性""进步"为我们评价过去的历史树立的标准，但进步史观同时也是西方中心论的思想渊源。黑格尔在他的"世界历史图式"中描绘只有欧洲历史才是辩证发展的，所以欧洲历史成为人类历史的中心，而中国虽然有漫长的时间经历，但不能自我更生、扬弃，也就是把历史分割成了"进步的西方"与"落后的东方"。这造成了中国学界的危机感和焦虑，当时的学者羡慕西方的科学，但无法接受以西方标准来套用甚至误解中国的自身文化。"古史辨"与"古史新证"都是这样危机感之下的尝试与自救，要寻找中国历史发展的逻辑，探讨中国文明的特质和中国文明的发展形态，需要让中国历史以主体形态加入世界历史，甚至改写世界历史。"古史辨"与"古史新证"由此而生。所以"古史辨"与"古史新证"既有交锋有着紧密的学术关联，疑古思潮打破了旧思想的桎梏，"古史新证"则为中国寻找着现代学术的出路。事实上今天材料批判（text criticism）仍旧对学界影响巨大，重构古史仍旧是历史学与考古学的中心论题。王国维的学术既是"创新"，又是"示范"，为我们的学术研究提供若干思考与启迪。
